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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这还算好的，天子脚下，又是皇帝刚刚亲政，一副大干一场的样子，但凡有眼色的，都要讲规矩。北京城的贵人多，住在城外的，很多是致仕的官员，没有回乡的，平时养点花草，舞文弄墨，再淘弄些古玩，打发日子罢了。

    听说他是举人，还是皇室宗亲，倒是有邻居邀约他去谈诗作画，翊锥平时最不喜交往，一律谢绝；每日有货郎到村里卖些瓜果茶酒物件，也有戏班子来唱些曲子；也有跑到京城来告状的，听说这里有致仕的高官，跑来撞木钟；还有前来拜访同乡前辈的后生士子；如今皇帝要修铁路，京城外头聚集了不少民工，也有各地来请愿的，尤其开工在即的上海苏州等地，还有运河沿线的扬州等府县，认为修铁路劳师动众，而且怕坏了龙脉风水，使不得，要求停工。

    翊锥不大爱搭理达官贵人，实在是上辈子都在他面前跪地口称万岁，如今却高高在上，一副提携晚辈后生你要感恩戴德的样子，不习惯；但是这些人看着有点意思，闲的没事的时候还和他们说说话，颇有点君临天下微服私访的意思。

    没事在村口铺子吃茶叶蛋，那里居然也供奉着汪太后，据说好多百姓家里都供奉着，自打当年改革，这么些年没涨田租，又兼有了高产的土豆红薯，荒年也能过，因此农人们感恩。

    听铺子的老板山东老汉贾三说：“这些年年成不好，一直天旱，好在有土豆红薯，皇上心善，经常减税免税，勉强能填上肚子；只是下面的地主心黑，灾年倒是不卖地了，但是趁着你没钱放租子，那租子贵的，小斗进大斗出，头年借他一斗米，闹不起第二年就要还一石，还不上，就让女儿去抵债，说汪太后以后没贱籍了，可他们使唤人也不给钱，连饭也不给吃饱；邻居老张家的女儿，原来许配了村里老陈家的儿子，结果她爹欠了地主张家一石米，把她抓去糟蹋了，反说是小姑娘败坏他家的门风。小姑娘想不过，半道上跳河死了，这可还是本家。哎，作孽呐。”

    “还有一家人，欠了老张家两石米，硬生生拿了房子抵债，一家人大冬天的被赶出来，连歇脚的地方也没有。”

    “没人管吗？”

    “欠债还钱，天经地义，怎么管？”

    翊锥记得当年汪太后改革，将《大明律》中“凡私放钱债及典当财物每月取利并不得过三分，年月虽多，不过一本一利”，改为年息不得高过三分，最高不能超过100%；并提高了犯罪成本，原来是“违者笞四十，以余利计赃，重者坐赃论罪，止杖一百。”后来违法的杖五十，重罪的杖一百，流放边疆。

    后来孝宗皇帝南巡，还是感叹利息过重伤及小民，于是重申太祖禁令“如有年月过期，叠算不休，重罪不宥”；他亲政后，进一步明确“今后一切债负，每银一两，止许年息三分，不得多索及息上增息。”又诏：“势豪举放私债，重利剥民，实属违禁，以后止许照律每两三分行利，不过照本算利，有例外多索者，依律治罪。”

    这算是重申法令，他又下令国有银行对民间放贷，在年息三分的基础上降低五厘至一分左右的利率；推行差额利率制度，款额越大，利率越低；还多次降低利率，以利债务人清偿，当然这也造成不少坏账呆账，一些腐败分子从银行借贷染然后转贷。

    到了显宗年间，又开始打击借贷行业的违规行为，诸如营债和街市印子钱、转子钱，除治债主之罪外，均是强制免除利息，甚至本钱都要被没收入官；武宗皇帝即位之初，就以晋商李嘉向关外运输铁器等违禁品将其抄没，然后发现他家违规放贷，进而牵连了半个晋商集团，民间传说，查抄的银子做成五十两重的银元宝，能铺满整个紫禁城；如今皇帝亲政，也是借口海外商人放利钱，一口气抄了十几家钱庄，那运银子的船曾经一度布满了京杭运河，进京的时候半个北京交通瘫痪，绝不下一亿。

    嘿，我以前怎么没发现还有这招呢。

    想起来了，就是想去查抄，估计也抄不成。

    不能与民争利嘛。

    再说，外国人，算民吗？

    《史记》说“盖闻天子之于夷狄也，其义羁縻勿绝而已”，在中国皇帝眼里，外国人就是动物，善待动物是文明人的基本修养。

    当年显宗皇帝制定了《外夷管理条例》，能够通过朝廷考核入职的，或者考取了举人功名，或者有重大功劳的，可以申请入籍中国，购买房产田宅，和中国人通婚，缴纳同等赋税——否则，你便是腰缠万贯，也只能租房子住——私底下的合约朝廷不认！便是满腹经纶，不能娶汉女；便是貌美如花，不能作汉人正妻；凡一应的工商等税，都比明朝人自己多出一倍；外夷死了，官府整理保管财货，如果三个月之内，没有妻儿来衙门领取，就直接归官府所有——不能赶到？那是你自己的问题；当然如果确实死无余财也没人料理后事，朝廷也要管，北京在城郊圈了个地方，顺天府出口棺材，你们就呆在一起吧，说不定什么时候朝廷有好事，还让和尚道士给你念念经，给你超度；其他南京、广州等地照此办理；犯了事送到官府，怎么判？都按照《大明律》来——你们哪